June 20
Herr Lau传过来的......好东西， 感谢！
Du gibst mir Zuversicht,
bringst in mein Leben Licht,
Du verleihst mir Stärke,
lehrst mich über Werte.
Durch Dich währt die Jugend,
Dir allein gilt die Tugend,
bei Dir ist meine Welt ideal,
auch der Traum wird real.
Schön ist Deine Gestalt
und wie Dein Auge strahlt,
Deine Seele is zum Lieben rein
Dir widme ich mein ganzes Sein.
June 14
作者：王小波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使我更加痛苦过了。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早上早请示，晚上晚汇报，假如有闲暇，就去看看说他们自己“亚古都”的歌舞。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但是看过二十遍以后就厌倦了。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小红书当然例外。顺便说一句，还真有人因为带了旧版的鲁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欢。像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我承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的确是不够坚强，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一个。举例言之，罗素先生在五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就想道：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那么我这不幸的一生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点，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变了想法。假设他被派去插队，很可能就要自杀了。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文化革命”之后，我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得很浪漫。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和同行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一个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的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旬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像罗素先生一样，决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这个名单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军代表，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页的小红书。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像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时下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卸甲地逃回城里。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愿去插队。领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一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现在当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而且我现在并不比别人表现得坏。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像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考虑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士的总和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种想法一直在买行中，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愚蠢的方面找办法。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浩浩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但这江河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所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June 09
能心无旁带的读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该有多好？
可惜最近的生活真是芜杂， 都没时间思考。换了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突然觉得眼前的世界美好了；和渊博的人闲扯，见贤思齐，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在一个摇滚乐队打杂帮闲，不会唱不会弹不会敲，没有存在感；拍了不少照片， 渐渐有些进步；找到自己切近的可以喜欢的存在，特别乱。在纷乱的事情当中,夹杂着对自我认同感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那些自我认同感的膨胀或者缺乏， 很多来自他人看法， 或者自以为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可是问题在于他人并没有启发我的理性， 反而左右了我的感情， 进而变得毫无理性可言了。 这种无理性的存在， 只能用努力和汗水结束。
不过，无论怎样， 有一个切近的可以喜欢的存在真好， 无论怎样，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好，在这条路上也许不能奔跑， 也许还是会跌倒， 可是终于还是有那么一份幸福的心情和憧憬会在遥远的地方向我们招手，不是么？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吧。
关于幸福， 我想是要学会用德语和英语写作， 我想是对自己的专业有信心和对自己的选择有绝对的执行力， 我想是精通意大利语和日语， 我想是能懂一些哲学知识， 可以自觉的使用逻辑方法思考问题， 我想是能用历史的观点合理的解释社会现象， 我想是有一些心理学的常识， 能用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让自己坚强， 能感到自己的幸福。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吧。
June 07
转载摘要："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走近储安平我孤陋寡闻，直到1989年夏天读了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长文，才知道储安平其人。他至诚的理想和追求，他一手创办的《观察》周刊，他的一针见血的见解，他那些掷地有声的热血政论，他摔给前后两个政权的"一场烂污"等断语都让我触目惊心、永生难忘。
此后我便开始留意储安平的文章，但只是在１９８３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以下简称"简编"）中读到过他的五篇文章，当时就毫不犹豫地复印了下来，并装订成小册子，经常翻阅。这大约是1995年的事。差不多也是这一年，在《读书》杂志的补白文章中得知山西有个谢泳先生早就在读《观察》旧刊，研究储安平和《观察》，不禁心向往之。
从那时起，读到储安平在《客观》、《观察》时期的全部政论，几乎成为了我生命中的渴望之一，却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1998年夏天，我偶尔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储安平文集》出版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便到处托朋友、家人一起留意此书。当年秋天，当我在书店一见到此书时，心中确有一种难以抑止的激动，连翻都没翻，就立马掏钱买了下来，尽管书价不低。
当《储安平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终于面世时，离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已足有三十二个年头。编者张新颖说："储安平基本的重要著述大致都搜罗在这里了"，我满以为这下可以领略到曾经打动过千万心灵的储安平政论的全貌了，可是当我在"文集"下册第３页读到这样一个"编者"注时，心就凉了半截："但由于历史环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对当时的局势和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不当之处。为了尊重历史，我们除没有收入个别文章（篇目仍列出）及对少数篇章的文字稍加删节外（删节的地方加省略号，并用符号标出），其余的都按原貌收在这里了。"在"大致"之外，"文字稍加删节"的"少数篇章"有：《国民党的病症》、《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全文没有收入但标明了"存目"的篇目有：《阎锡山》、《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协商成就》等。其实，上述《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篇，早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简编"就曾全文收录，公开面世。 198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删节的那些内容，我都有幸读到过。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如谢泳的《〈观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内容。也因此，那些被删节的句子、段落和仅"存目"的篇目，很长时间成了我挥之不去的隐痛。好在199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观察》周刊的影印本，我邮购了一套，总算了却了读一读储安平和《观察》的一点微小心愿。
1945年12月1日，离抗战胜利不久，储安平在重庆《客观》周刊第四期发表一组评论，共4段：标题分别为《共产党的前途》、《共产党与"国家"》、《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共产党与民主自由》。文集编者删节的是《共产党与"国家"》中的一句："过去外蒙之为中国领土，无人敢加否认，而共产党报纸竟公然刊载‘外蒙共和国总理 '某某人抵达莫斯科之消息。苏联东，共产党亦东，苏联西，共产党亦西；甚至苏联与中国有什么问题时，共产党报纸的论调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非中国人的报纸的论调。"（简编，23页）
全文未收，仅存篇目的是《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段，其中说："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 ‘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简编，25、26页）
其实，王实味的死早已说明了一切，"革命圣地"延安，那里的一切都是不容质疑，更不许批评的。《中国的惊雷》中，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盛赞延安之余，对那里的思想言论自由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1947年3月8日，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储安平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中国的政局》一文，锋芒所向当然主要是国民党当权者，但也涉及了他对共产党的基本评价。文集虽然收入了这篇分量很重的政论，却作了三处删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处："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 '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简编，34页）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简编，35页）
我要感谢"简编"的编者，他们早在1983年就能尊重历史、忠于原作，收入了这些文字，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最起码比十五年后的文集编者强多了。从 1947年到现在，一晃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储先生在我们这个充满杀戮与罪虐的人间蒸发也已经36年，然而无论时光怎样流逝，他的那些评价和判断依然新鲜如昨。这是储安平在1949年前夜对共产党的认识。
储安平，不愧为一代"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对时势的见解那样洞若观火。像他这样看问题一针见血，如此惊人的准确，只能让后人叹为观止。我为这个世界上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生命感到灵魂的温暖。老实说，迄今为止，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没有什么人敢说超过了储安平当年甩给历史的这句话。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产生的也不只是"不幸而言中"的感慨，在1949年前夕历史大转型之际，知识份子中有如此先见之明的人几乎凤毛麟角。以傅斯年之明，1949年在去留之间也曾犹豫徘徊过。有了这样的论断，储安平就不会死，他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尽管他给这个欲哭无泪的无奈时代下了先知般的预言，他自己既没有选择离开，更未能逃过一劫。
一个时代的结束尽管《储安平文集》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毕竟有助于世人重新认识曾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储安平，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得感谢编者的搜罗和成全之功。在文集下册第3页有一条不起眼的注解，编者说："储安平的这些文章由于仗义执言、饱含锋芒，对当时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统治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而产生极大的影响，赢得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的好评。"
半个多世纪后，重读储安平那些痛快淋漓的激扬文字，我们依然只能望洋兴叹——"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７月版，63页）
"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在一个部长之下。"（同上，65页）
他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欧美的政党都以其政绩来维护政权，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只要政绩良好，人民自然拥护政府，政权自然不会动摇。这是一条积极的以政绩来维护政权的道路。相反，国民党走的是一条消极的只知道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既得政权的死路。"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绩窳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需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回圈，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同上，56—57页）
在国民党治下的上海，他公开发表了如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同上，177页）
June 04
我可以爱着， 什么也不说，
我可以等待， 直到结果到来。
那一刻点亮的篝火，
我们围坐一边将你等待。
可是火也熄了，
朋友们离开。
弹着吉他的少年， 拍着我的肩，说拜拜。
我感叹，
我无奈，
可我只想对他说，
请允许我，继续等待。
我对朋友说，
你是我的女神，
我愿远远的看着，
也不想把你拉下神坛。
可我还是做了，
突如其来的勇气。
爱我，
我已经历过太多，
我不知为什么。
我只知道，
我爱的，
她们不知道的太多。
我爱着，什么也不说。
但我要悄悄对自己说，
自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
我就一直低到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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